最近发生的涉外敏感伤害事件，激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人们在感动于见义勇为者的义举之外，也普遍认为，这位弱女子以一己之力，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城市形象和国家形象。没有她的挺身而出，后果不堪设想。
但是人们也注意到，依然有人在留言中表达较为极端的观点，也吸引了一定数量的点赞。类似事件，再结合此前人们看到的“战马行动”这样的事件，一个确信无疑的现象是，近年来网络空间里出现了一些非常偏狭乃至极端的舆论倾向。
一、行凶者动机成谜
就以苏州这起案件来说，凶手的行凶动机令人困惑。虽说这的确是一个偶发事件，但是谜团在于，一直以来徘徊于网络中的极端思维，有没有影响到他、化作他的潜意识，从而在某个瞬间驱使着他的危险行动？这一点是极难测量的，可能会永远成谜，却也是我们在分析事件的时候，不能不考虑的一个可能风险因素。因为极端倾向的存在是确凿无疑的，肯定会影响一些人的。
我的看法是，近年来网络中出现的一些极端观点和由此引发的流量，是我们当下需要面对的一个难题，甚至是舆论博弈的一个重要目标对象。
二、人们更多从朋友圈获取新闻资讯，这导致了社会变迁
无论我们承认不承认，今天的新媒体环境构成了人类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风险场景。来自网络的沙尘暴和流量冲击，正在给现实社会以更大的压力。网络社会之前的社会，是遵循法治和秩序的规则的，生活是立体的，因为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形塑了立体可感和各种确定性。但是进入的新媒体社会，尤其是社交软件时代，很多方面似乎陷入了一种无政府、无规则主义。
全民使用社交软件的后果可能正在显现。随着传统媒体的衰落，多数信息向网络汇聚，最后从少数几个网络平台以流量的形式喷涌出来。其中，作为社交软件的微信，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一个关键来源。同时，随着今日头条的崛起，算法推送成为信息传播的主流。社交软件再叠加算法机制，给中国网络空间带来了非常明显的复杂效应。
专业的新闻来源被抛弃，人们更多地从微信、从朋友圈获取新闻资讯，形成人和人之间的情感纽带；同时，又在算法机制的作用下，信息以个性化、阶层化的方式进行传播。两者的共同作用下，悄然产生了社会变迁和社会变革之力，改变了传播格局，也改变了社会格局。
比如，信息开始在社交圈层和社会阶层的层面进行传播，不同的圈层和阶层的信息内容和质量也大相径庭，由此引发的情感情绪反应也自然大不相同。这导致了更为明显的社会分化，并且也形成了各个阶层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和舆论观点。面对同一个事件，人们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认知。不同阶层和群体的价值观和局部舆论“小气候”，导致了一定程度上的观念冲突和价值冲突。
对于任何一个热点，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阶层，各自形成了不同的看法。那么当他们在某个场景之下相见的时候，就是一场火爆的“遭遇战”。
三、社交传播叠加算法推送，加剧了阶层的分化和观念的冲突
虽然说，阶层的发展、不同意见的产生，本来就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也必然会促进一个公共的、健康的意见市场的产生，但是，今天中国网络空间的各种辩论没有规则，也没有成熟的意见，更多的是板砖横飞、唾沫横飞和情绪攻击。所谓辩论，不过是人身攻击和互抛口水。再加上中低收入群体对于社会分配机制存在不满，使得观念冲突背后，存在着显著的利益冲突。
中高收入群体和中产阶层，可能因为较为优质的信息质量，确保了自己能够继续发展，而中低收入群体则因为大规模的质量存疑的信息流，而面临着发展的难题。质量低劣的信息，包括怀旧的信息、肤浅的段子、盲目的排外仇恨等，如同酒精一样令人麻醉，它也构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和教育环境，构筑了一个阶层发展的玻璃天花板，使得人们失去了向上发展的空间。
这种玻璃天花板还制造了一个流量爆发的机遇，任何一个人只要以某个观点、某个做法吸引了这个群体的关注，甚至成为他们膜拜的对象，这个人就可以击穿这个玻璃天花板，从而出现巨大的爆发性的流量，瞬间获得巨大流量利益。整个场景类似一个巨大的传教场所，一个人接受大家的膜拜和礼赞，然后精神和物质方面，收获无数。近年来，刀郎、司马南都是如此，张雪峰也是如此。他们击中了一个阶层和群体的需求，获得了他们的认可，从而获得了回报。
问题还在于，中国社会一直存在一个现象，那就是爱国主义宣传，常常伴随着反美反日的教育。因为在中国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在和来自外部和国际的敌对势力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边生产边斗争，已经成为生产生活的常态。即便进入和平发展的年代，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动辄对于中国进行制裁和威胁，引发了中国百姓的强烈抵触心理。这导致了这种群体现象，那就是美国、日本，以及作为美日联盟背后的整个西方世界，在中国百姓的心目中的印象很难说是正面的、积极的，常常是不清不白的、灰色的。又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对于中国实施极限施压之后，日本成为最为忠实的执行者和跟随者，中国百姓的愤怒情绪被群体唤起，这使得美日和西方的形象迅速转变为灰色和黑色。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以及作为一体两面的对于外部敌人的一贯情绪，新仇旧恨，一同爆发。关于帝国主义的各种概念卷土重来，“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之类的传统观念再次爆发。
但是对于西方的愤怒情绪，也是分层传播的，愤怒指数也是有差别的。由于中国中高收入群体在过去数十年里，财富和社会地位飞涨，除了是因为坐上了中国这一辆高速列车，是国运带动了个体的命运飞速发展，还因为西方资本的涌入，带来了巨大的时代红利，这导致这个阶层对于西方社会、对于资本、对于民营企业的看法，是相对宽容和包容的，他们虽然也是爱国的，但是并不必然反对西方和抵触资本。而且，还因为中国过去持续数十年的发展，养成了很多人认为发展是线性的、连贯的思维，导致他们在今天经济出现螺旋形发展曲折的时候，他们依然寄望于借助资本的助力，推动中国持续发展，持续深入改革开放。
但是对于中低收入群体来说，尤其是低收入群体，他们将获得的发展红利归功于中央正确的领导、群众辛勤的劳动、改革开放的春风，并不认为是资本的功劳。资本无论是概念还是生产的过程，都和他们相距甚远。更随着近年来国内网民对于资本看法发生逆转，资本的颜色改变了。他们还认为资本对于拉大贫富差距、制造贫富悬殊，负有重要责任。
因此，我们可以说，中低收入群体对于资本的看法是比较灰色的、负面的。这一两年来，一些马列主义的经典话语，如“资本家”“剥削”“暴利”等词汇，重回中国舆论场，背后是中低收入群体营造的网络舆论。
四、网络舆论“小气候”如何产生极端心理？
需要说明的是，上面这些社会心理，最终都会通过文章、留言、跟帖、转发的形式表现出来，并通过社交软件和朋友圈传播，并在算法机制的强化下，成为某个阶层和某个群体的成见、偏见，成为日渐自我强化的观念，并在群体内舆论小气候的鼓动下，成为他们群体的认知和价值观。
人们在朋友圈内、在量身定做的算法推送的信息流里，强化了自我的认同，面对某个热点的讨论，渐渐形成统一或者近似的观点。密集的定向的信息，如同照相技术中的像素颗粒，它越是密集，越是容易显露清晰的面容，社交圈层的同质化信息和算法推送的阶层信息，也更容易推动形成清晰的阶层价值观和阶层面孔。
所以正如文章开头所言，社交软件再叠加算法机制的技术系统，对于网络言论和网络舆论，以及偏狭的流量的形成，是起到关键的作用的。信息流流入一个个的圈层、一个个的网络部落、一个个的网络阶层，并固化下来，如同混凝土凝固下来。信息流营造并加固了网络的区隔，每个区隔间都有自己的观点，并因为群体的一呼百应，和信息流的不断增强，从而导致片面的偏狭思想和极端思想，成为这种社交软化和算法机制的负面后果。
我们从上面的分析还能够看出，无论是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对于美日、对于西方的负面情绪，还是对于资本的负面看法，在中低收入群体，尤其是低收入群体中间，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已经沉淀并内化为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爱国主义是纯粹的、热烈的，但也因为这种纯粹和热烈，使得他们对于加紧打压中国的美日和西方势力，愤怒指数也是非常高涨的。
再加上民间大V和自媒体出于流量的考虑，他们瞄准这种隐藏于网民中间强烈的情绪，常常以文章观点来挑拨这种愤怒情绪，如同拱火一般，这种情绪越烧越旺，流量也就爆发更为强烈。他们将这种爱国主义和爱国情绪当做了一种矿藏来挖掘，这种矿藏的挖掘是以直击人心的观点和引爆怒火的方式，来实现生产力的提升的，正如采挖矿石，以爆破的方式获得更大的收益。流量也是如此，愤怒指数愈高，流量也愈是澎湃。
上文提到的社交软件的“群体极化”效应，源于这样的一个观察结果，那就是当一个群体对于某个社会现象具有相同相近看法的时候，他们就可能采取统一的社会行动。在网络上形成网络舆情和网络舆论，在线下会出现某种统一的行动，比如针对开发商不满的砸楼盘行动等。当他们在朋友圈或者微信群里谈到爱国主义、谈到对于美日的愤怒，并不断看到不少算法推送来的挑拨情绪的文章，他们的愤怒可能就难以遏止。一种行动的冲动和欲望，或许在心底油然而生。
其中的极少数人，在今天经济下行的压力下，生活或许处于潦倒失意的状态，一种情绪需要发泄出来。在国际矛盾不那么强烈的时候，少数的极端主义者可能倾向于将愤怒发泄在弱者的身上，比如学生、残疾人等会惨遭荼毒。在今天由于反美反日情绪的出现，个体的极端主义者在寻求发泄的时候，可能会以爱国主义和反美反日作为阴谋行动的高尚借口，正如一句话所言，“爱国主义是卑鄙者最后的庇护所”，他的反美反日情绪发泄可能就有了具体的目标。
五、社交软件的后果正在显现
我们绝不能高估这种反美反日的情绪对于极端行动的推动作用，但是也绝不能低估这种可能性和危险性。毕竟，每个社会都有极端主义者，在社会防护机制出现某些漏洞的时候，他们就可能铤而走险。
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网络上危险极端的流量曾经在某个具体的案例中起到了明确的推动作用，但是当我们看到“战马行动”引发了如此之多的关注、毛星火起诉莫言吸引了如此之多的点赞、莫言遭受了不少人的人身威胁、对于涉外行凶者的行为出现了不少支持言论、一些网络自媒体明目张胆发出极端言论、一些主流媒体对此现象瞻前顾后而无力抵抗，我们就知道，不能低估极端思维、极端流量怂恿和鼓动线下危险行动的现实可能性。
这种从网络舆论到极端思维，再到危险行动的社交软件的演化路线图，可以做如下表述：
因为社交圈层和算法机制，个体不断收到符合自己身份阶层和心理需求的信息；更多个体汇聚为群体和阶层；群体和阶层的小气候，影响了网络舆论，强化了阶层认知；在某个重大热点爆发的时候，群体和阶层的认识趋于一致或者高度相近；这种观点一旦在某个场合遭遇相反的观点，就会形成激烈的碰撞，导致观念冲突、群体认同，乃至社会撕裂；个体退守于群体之内，重新获得认可和信心；强烈的爱国主义强化了反美反日情绪，将反美反日等同于爱国主义；个体生活的不如意，激化了愤怒情绪；群内流传的一些信息和谣言成为情绪的催化剂，某个时刻导致情绪失控和极端行为。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社交软件的负面效应可能不会出现较大的后果，但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这种负面效应可能会被放大。总体来说，社交软件叠加算法机制的时代，充满了风险，当下我们看到的现实，可能正是这种风险后果的显现。(燕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