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一系列事情，包括美国大选期间社会的撕裂，包括996等发生在我国白领身上的种种现象，使我重新想起大约15年前伦敦经济学院社会学教授理查德·塞尼特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窘迫无奈的欧美中产阶级》。这篇文章可以让我们认真而冷静地思考我们曾寄予厚望的中产阶层的现状与未来。
二战以后，人类的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经济在迅速发展，技术与知识的职业位置在不断增加，中产阶层在不断发展壮大。这一切，在西方已经基本成为事实，在其他地方，似乎也是可以预期的前景。人们期待一个以中产阶层为主社会的到来。在个人的层面，则期待自己可以成为中产阶层的一员。中产阶层，不仅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位置，甚至也是一个惬意的生活家园。
然而，从上个世纪末叶开始，事情就在悄悄发生变化，中产阶层的困境与衰落，成为不时出现的公共话题。但直到那个时候，人们还是把这种变化理解为一种在心理上更容易接受的趋势：老中产阶层在衰落，新中产阶层在成长，未来总会比现在更美好。而支撑着这种趋势的，是新经济的兴起。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塞尼特在文章中勾画的是这样一种图景：在上一代人中，处于经济体中游的工人财富一直不见增长，而同时处于顶层的人在变得更加富有，此外还有一个默默无闻的成就：许多贫困工人在财富中所占的份额增大了。工资增长停滞是主要原因。例如在美国，处于五等分中间20%的中层收入比15年前几乎好不了多少。尽管房产升值了，但这笔资产很难作为普通收入进行评估；为了拉动消费，美国和英国中等收入家庭一直在堆积债务，而欧洲的中产阶级也好不到哪里去。
对于中产阶层近些年来收入增长的缓慢，甚至在经济上的窘迫，已经有许多人注意到，并有许多学者进行过研究。塞尼特在上面所概括的，也不过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如果到此为止，该文不过是老生常谈。但塞尼特注意到并着重分析的，则是收入与财富之外的另外一些方面。
首先的问题，就是新背景下中产阶层的工作特征和工作风险。近几十年来，对于中层人士来说，工作具有了新的特征。在那些财富与“新经济”绑在一起的人们中，工作的风险尤为明显。“新经济”指的是金融服务、传媒和高科技等先进的全球性业务。这些人在美国所占比例不到20%，在英国占就业人口比例不到15%，但在他们身上，现代资本主义集中了其能量并界定了其理想境界。
在此背景之下，对社会的这一群体来说，财富的停滞不前与他们的不安全感相互交织在一起。
这首先在于新经济的特点，在整个“新经济”中，公司正在快速改变业务焦点和身份，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市场环境。而在这背后的则是新资本的逻辑：自布雷顿森林协议在70年代初破裂后，资本在全球泛滥，而且用经济学家哈里森的话说，它们都是“不耐烦的资本”（impatient capital），是寻找股票价格的短线回报而非长期利润分红的资本。为了获益，企业必须通过产品创新或自身组织方式的创新改变自己，以便给市场“发出一个信号”。
这样一来，职场中的评价标准甚至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更传统的企业，长期效力和积累起来的经验会得到奖赏，而新经济企业则不会。相反，最先进的企业需要能长时间工作的年轻雇员：“青春溢价”对肩负多重责任的年长雇员不利。有活力的公司还缩短了工作自身的时间框架，职位被定义为生命周期很短的项目而不是永久的职能。
这短短一段看似平常的话，仔细思考起来，真的令人不寒而栗。在以往的社会中，工作与职业不但与人生大部分时间相伴随，甚至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也有相当部分依据工作与职业来界定。但塞尼特下面这句话揭示了一个我们很难接受但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工作与职业可能在逐步成为人们生命周期中一个短暂的项目。也就是说，一个人一生中的相当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时间，要在无工作无职业的状态下度过。
这对人们会意味着什么？我们偶尔会听到一些疲惫的高薪打工者说，挣够钱将来40岁、50岁就退休。这里且不说有多少人能够在40岁50岁时就挣够未来生活所需要的钱财，特别是在人的寿命越来越长的情况下，就算是理论上有可能，现实却是，一些公司连你40岁50岁也等不及。在国内的一些大互联网或高科技公司，35岁就开始成为老人，就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已经不是个别的现象。而当这种危险到来的时候，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我们不是在跟你协商，是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
青春溢价，这个词看起来非常温馨可爱，但实际上，极为冷酷无情。因为青春的溢价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此后生命时段的贬值。正如一位熟悉内情的人所说的，在一个员工年轻的时期，本身的学习能力很强，这个时候公司会把你放到一个关键性的岗位上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的学习能力会下降的，当随着时间的发展一个员工逐渐从一个新人变成了一个熟练员工，就会变得成长缓慢，逐步不能适应并胜任岗位的要求。
在过去的社会中，经验与资历一直是宝贵的财富。一个老工人，或者一个老职员，会因为技术高超或经验丰富而备受尊敬，在公司中也相应地会处于重要的位置，甚至在薪酬上得到回报。而在新经济中，这一切都改变了含义。在新经济中，面对创新的要求，经验还有多少价值？面对夜以继日的节奏，老几乎已经成为不能适应的同义语。
当然，新经济不是占就业主导地位的雇主，但从规模较小的本土企业，到街头小店里的商品，都受新经济充满活力的发动机控制。更重要的是，短期、精干的高技术企业成了企业界的性感符号。中层、中年稳定工人的吸引力减弱了：新经济管理手册将他们说成是“抵制变革”的、“天生的企业官僚”。一个企业几乎可以通过某些手段提升活力，包括用技术替代中层管理人员，把技术工作输出到低工资国家，或仅仅是推行一种工作理念，把所有员工都作为没有负担、动力十足的年轻人对待。
在上述逻辑支配下的当今世界，无论是在个人的层面，还是在公司与社会的层面，我们都面临着一种难以释怀的矛盾心态：一方面，人们信奉新的工作理念：企业应该充满活力，结构应该精简；在公开上市公司内，中层雇员知道股东们给他们老板的压力。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自己收入的停滞不前是一种不公。如果公司不重视他们的奉献，那他们又为什么应该对公司忠心耿耿呢？